在一個政黨中，“老大” 是對領袖的尊稱:在一個社團中，“老大” 是對掌門人的敬稱:在一個產業中，被奉爲“老大”的企業，至少要有公認的4個標准:
在那個時代能符合以上四個標准中的一半，在同行業中，已屬鳳毛麟角。全都符合的，唯有汾酒。
縱觀幾千年中國白酒的發展史，在相當長的歷史時期，汾酒都被天下的同行，尊稱爲“汾老大”。
如果以當今中國白酒業的現狀，來評價遙遠的歷史，那就是僞歷史。後來者居上是一碼事，歷史上真實的史實，又是另一碼事。
在中國白酒歷史的發展進程中，確實有“汾老大”不可磨滅的重要貢獻。
冷靜地閱讀一下中國各地的地方志，理性地看一看各地有關白酒傳入本地後記載的史料，不難得出一個相對公允的結論：
汾酒對中國白酒業的發展，對中國釀酒技藝的傳播，起到過同時代其他白酒，當時不可能起到的、後來也無法起到的重大作用。
早在元代，杏花村在宋代發展起來的“羊羔酒”，由於受到中外客商歡迎，當時的政府便將“羊羔酒”，以中國特產出口英、法等國，這是中國酒第一次貼標出口。
至元代末年，杏花村各酒坊所產的酒，被定爲汾洲特產，統稱爲汾酒，以“山西汾酒”署名遠銷海內外。
上世紀末，有人從英國大不列顛博物館找到了當時出口英國的汾酒樣品，復制品現存於汾酒博物館。
明清兩朝，山西商人稱雄中國商界500余年，他們所經營的酒、茶、鹽、鐵、棉、絲綢、布匹等商號，遍及全國、橫跨歐亞，尤其在金融界，匯通天下的票號曾一度執中國金融之牛耳。
酒商就是在晉商行天下的歷史背景下得以發展的。天下哪裏有晉商的足跡，哪裏就有山西的酒商。
山西人自古就有釀酒的本領，一些人憑借一流的釀酒技藝，走出山西，在全國各地當釀酒技師或自己开作坊經營。
山西的酒商，生根於三晉本土，卻开花結果於大江南北。
翻开中國的商業史，不難看出，晉商是一個了不起的群體，它有着濃鬱的傳奇色彩。
明清兩代商業鼎盛時期，商路暢通，匯通天下，正是晉商，創造了中國商業史上無與倫比的罕見輝煌。
千百年來，汾酒與晉商，始終融會在一起。晉商們在外做生意，常年看不到親人，聽不到鄉音，於是，他們就在落腳地，與鄉黨一起創建會館。
在各地的山西會館中，大多有戲台，山西人聚會時，習慣的做派是：聽聽老家的梆子戲，品品杏花村的老白汾。
這些遊子們，想起遠在山西的家鄉，想起久違的家鄉父老，常常是人未醉，酒未盡，就人人淚流滿面，這酒中有模糊的高祖，這酒中有白發的娘親，這酒中有夢繞魂牽的鄉音。
這些晉商，年復一 年的爲了生意在外漂泊， 年復一年地遙望着家鄉的方向，清香四溢的老白汾，是對他們靈魂的最好慰籍。
汾酒讓這些山西的遊子們快樂着，溫暖着，也讓他們傷感着，疼痛着。
在湖北襄樊山陝會館裏，有十七塊碑刻，它們記錄了會館在康熙年間創建，至民國初年衰敗的全過程。
在康熙五十二年創建會館的功德碑和乾隆五十七年的維修院牆的捐款碑上，均鐫刻着《汾酒行》的慷慨與豪氣。
汾酒商人是晉商中的最堅韌不拔的一支勁旅。他們借助晉中到黃河商埠磧口，必經汾陽這一天然的地理優勢，將汾酒遠銷到包頭、蘭州、蒙古國和歐洲諸國。
汾酒以及汾酒的傳統釀造工藝，正是伴隨着他們遠行的腳步，走出了三晉大地，走向了遙遠的遠方。
自古以來，天下有晉商的地方，必有晉酒商人，也必有汾酒和竹葉青。
據《汾陽縣志》記載:僅在山東曲阜一地，汾陽人就开有酒坊十余家，從業者達百人之多。
西寧府以青稞釀造的燒酒，就是以山西商人傳授的汾酒釀造技術爲基礎，然後調配制作的:該地的燒酒，在很長的時間裏都遠近聞名。
在如今的汾酒博物館，珍藏着從西寧古玩市場購回的一塊古老的牌匾，上面刻着“山西汾州府杏花村和盛店自制汾酒發行不娛主”。
這陳舊的牌匾，在無聲地向我們講述，在遙遠的過去，在青海的大草原上，曾發生過的有關杏花村汾酒的故事。
“會做山西酒，腰無半文天下走"。從這些流傳很久的民謠裏，同樣不難看出，當年汾酒的釀酒技藝，曾有過怎樣的天下大傳播，它在各地悄悄地落腳生根。
隨着時光的流逝，汾酒又被各地的酒商們，因地制宜的加以創新，這才形成後來中國名酒的各大門派:這就是歷史上爲啥有“汾老大”說的真正淵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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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題：“汾老大”的由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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