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維舟
看到有人講了件小事：他去附近的公園散步，門口的保安大姐一直低頭看手機，問她要不要看碼，她只說現在不強制看了。那啥時候能把圍欄也都拆了？她倒是有些幽怨地說：“這不都是爲你們好嗎？”
這像我們社會生活的隱喻：那些自主自立的個體不想要的障礙，都曾是一種強加的保護，因而中國父母在爲自己的幹預辯護時，最常見的說辭就是“我都是爲你好”。
雖然現在很多自我意識已萌生的年輕人相當反感這個說法，但它的吸引力絕對不可低估，無數人都對那種受保護的安全感戀戀不舍。近期各地逐漸放开後，有一句話到處刷屏：“國家保護了你三年，接下來要靠你自己了！”——不管你如何看待，這種社會心態是真實的，並且有着深厚的土壤。
並不是所有人都喜歡獨立自主，因爲那不僅意味着要獨自承擔風險，還需要脫離原有的親密關系。菅志翔在對保安族的研究中發現，1950年代推行民族自治時，人們普遍都不理解“自治”是怎么回事，甚至理解爲“公家不管我們了”，而即便是那些積極支持實行自治的人，也多半是出於響應上面社會動員，因而“自治不是出自主體的內在需要”。
這就是爲什么有那么多人在聽到“每個人是自己健康的第一負責人”時，第一反應不是高興，而是幽怨自己沒人管了。在隱喻的意義上，這是第二次分娩：個體不情愿地脫離母體，搖搖晃晃地艱難獨立，從此就得自己面對那個陌生的外部世界了，對他們來說，那是一次失樂園的精神創傷。
我這么說，無意嘲諷，實際上，正如米爾恰·伊利亞德早就指出的，幾乎所有文明的神話無不都在述說一種對原鄉的思念之情，那是“對最初一體性的懷念”，就像嬰兒仍處在母胎溫暖、安全的子宮裏。
精神分析學家卡爾·榮格也說過，現代人其實也時常受到一種退行的誘惑，也就是“把意識層面的自我人格交托給無意識的控制作用”，沉浸在無意識的混沌之中，折射出一種隱祕的愿望，那就是“世界和幸福可以作爲一種禮物（從母親那裏）獲得”：
正如無意識通常會把它變成戲劇一樣，如果把這種情境變成戲劇，那么，在你面前的心理學舞台上就會出現一個過着退行生活的人，他在尋找他的童年和他的母親，從一個使他無法理解的殘酷冰冷的世界中逃離。
通常會有一位母親出現在他的旁邊，她顯然絲毫也不關心其幼小的兒子應該長大成人，但她卻懷着不知疲倦的和富有自我犧牲精神的努力，對於任何有可能阻礙他長大成人和結婚的事情都一一過問。
不必對人們的軟弱予以苛責，畢竟對任何人來說，要從自己的洞穴中爬出來，都絕非易事。試想想，就算是冬天從溫暖的被窩裏掙扎着起來，都很考驗人的意志，那自我意識的錘煉就更別提了。
以往很多社會學家都注意到，注重自主、自立、自治的個人主義正在中國社會興起，但很容易被忽略的一點是：這些年來的社會變遷在拆散原基性紐帶的同時，外部風險變得更不可測，此時，退行的誘惑實際上是增加了，因爲如果沒有健全的制度保障個體的自立，那么自然會有越來越多的人情不自禁想要回頭去尋求得到庇護。
在這一背景之下，“每個人是自己健康的第一責任人”，可能會不期然帶來深遠的意義，因爲不論你喜歡與否，都會發現退回去的道路已經斷裂了，不得不向前走去。
轉變到來得如此之快、力度如此之大，但人們看來相當平靜地就接受了，很順利地就完成了從“买菜等待封控”到“买藥等待確診”的迅速切換。微信群裏聊起，有位群友對此不無震驚：
我那些親戚們剛發完了某陽性密接的行程軌跡，就开始轉發解釋“新十條”，樂觀地說自己備了點退燒藥要鍛煉身體，他們到底在想什么？他們想了什么嗎？
爲什么他們能這么快切換？我想恐怕是因爲，對很多人來說，這同樣是一種對待不確定風險的小心謹慎。這就像是物種的生存進化能力：他們不是去追問那些天災是怎么發生的，而是調整自己的行爲來適應，那是在無意識層面進行的。
有人揶揄說，國內社會已經進入“都已經解封了還提過去的事幹嘛”這個階段了。胡錫進都說了，不要糾纏過去的是非了，過好當下，放眼未來，儼然形勢一變，他又繼續正確，而那些曾經正確預感的人，如今反倒成了落伍的怨恨者。這種反應意味着，像他這樣的人拒絕讓問題進入意識層面。
要讓人真正成爲獨立自主的現代個體，那就不僅需要這種近乎本能的適應能力，還得在意識層面清楚地重新認識一系列概念，重建自我意識。在這方面，疫情三年是對無數人的一次觸及靈魂的歷練，勝過任何知識分子的啓蒙宣講。
豆瓣用戶“肖渾”日前說了一件事：他父親一向是順民，“讓他怎樣就怎樣，絕不反抗”，前一天忽然因混檢有陽被隔離了五天，回來後他就說，這回“算是明白了，人什么都可以失去，就是不能失去自由。‘自由’這個概念，第一次聽到從他嘴裏鄭重其事說出來。”
這次不少人感嘆，人都是利益有損之後才开始醒悟，這當然意在諷刺人們空談容易，只有“私利”才是真的，所謂“我真的有一頭牛”。不過，有必要指出的是，即便私利受損，也未必就能觸動一些人。
一年多前，我有朋友去蘇州出差，當時防疫嚴格，他直到凌晨3點才找到一家賓館愿意收留。老板娘說，生意很慘淡，連付水電煤氣都不夠，即便如此，她仍然深信中國的防疫是最好的，“你看看國外都死多少人了”。
這裏的問題在於，人們所說的“好”，究竟是依據什么標准判定的？生意不好，老板娘肯定知道；但她爲什么仍然說好？因爲她判定的標准是死於新冠的人少。也就是說，在她的觀念裏，自己的利益損失，相比起那個更大的東西，根本不重要。
和朋友聊起，他說：“用哲學的話語來說，他們覺得最重要的那種好，應該是先於個體而存在的、客觀的、本質主義的秩序。所以這樣我們多少能理解，他們爲什么會對那種個體自由的敘事深惡痛絕：這削弱甚至瓦解了這種本質主義的深化，在他們看來，將本質歸於個體之上可能就是一種秩序的崩塌了吧。”
確實，在中國人的價值觀裏，個人利益排序非常靠後，導致人們對此認知極爲模糊，又或覺得無法公开聲訴，必須讓位於更大的價值存在。他們恐懼私利帶來嚴重的紛爭，乃至物欲橫流、弱肉強食，而自身也無法托庇於一個公正、強大的權威。
從這一意義上說，因自身利益受損而有所觸動，至少也是值得肯定的一步，因爲在原先那種未分離的混沌狀態中，是沒有“私利”可言的，即便有也是遭到壓抑的——“無私”和“無我”正是一體兩面。
也許多年後來看，這在中國社會的個人權利意識方面是一個關鍵轉折：越來越多的人开始明確意識到自身利益，作爲一個自主的個體，盡可能地爲自己負責。就像數億年前離开海洋登陸的第一批魚類，他們肯定面臨着許多未知的挑战，但畢竟發現了一片遼闊的新大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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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題：維舟｜“自己健康的第一責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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