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如何應對下半年通脹壓力？

7月份中國 CPI（居民消費價格指數）同比上漲2.7%，連續第四個月在2%以上，且仍呈上漲態勢。近日，央行在二季度貨幣政策執行報告中預計，今年下半年，國內 CPI 在“一些月份漲幅可能階段性突破3%，結構性通脹壓力加大”。

經濟增長與通脹的不同組合對微觀主體境況、行業發展和資本市場會產生不同的影響，也對政府部門的政策應對提出不同的要求。從全球範圍內看，低增長、低通脹的組合漸行漸遠，代之以低增長與高通脹成爲趨勢。美國等主要經濟體當前面臨的主要矛盾是高通脹以及抑制高通脹引發的經濟衰退；而中國經濟上半年面臨的主要矛盾是低增長，到了下半年伴隨通脹擡頭，宏觀調控要在提振經濟增長和穩妥應對通脹中尋求平衡，政策應對難度明顯加大。

當前國內的通脹主要源於豬周期帶動食品價格上行，CPI 中非食品分項、核心 CPI 與 PPI（工業生產者出廠價格指數）同比增速均一致下行，反映出豬周期上行與總需求不振並存。下半年和明年中國通脹的總體格局可能是：CPI 持續上升，下半年或突破3%；PPI 持續回落，年底短暫反彈後明年再度下行甚至出現負增長；今年9月前後 CPI 或超過 PPI 同比。

與中國以往以及當前國際通脹形勢相比較，中國當下的通脹形勢呈現出兩方面新特徵：一是中國面臨的通脹以結構性通脹爲主，輸入性通脹爲輔。首先，國內新一輪豬周期啓動將成爲結構性通脹的主要貢獻因素。近20年以來，中國豬價呈現出每3年~4年一輪的周期性波動。“豬周期”的上行期通常爲一年半至兩年，因此至少未來一年都將對 CPI 形成支撐。其次，輸入性通脹仍存。全球經濟生產正從效率模式轉到安全模式，這會導致效率下降和成本上升，由此引發的全球通脹可能通過貿易、投資和其他大型經濟體的政策外溢效應等渠道，推升中國通脹上升。此外，今年冬季因能源供不應求或將導致國際油氣價格反彈、極端氣候和俄烏衝突等導致的國際糧價大幅上漲等，都可能成爲輸入性通脹的來源。

二是當前通脹是 CPI 上行與 PPI 下行結合，不能簡單化地認爲通脹是上升或者下降，而要看通脹對經濟的主要影響及是否引發政策調整。今年上半年，CPI 同比增長1.7%，相對溫和，但 PPI 同比增速高達7.7%，擠壓了中下遊企業利潤，引發了制造業投資不足等問題；下半年，PPI 回落將緩和利潤擠壓的問題，但 CPI 上升可能導致制約貨幣政策空間等問題。

當前 PPI 高於 CPI，PPI 對 CPI 的傳導仍在持續中。PPI-CPI“剪刀差”收窄將對企業經營、居民生活、政府收入、資本市場等產生重大影響：其一是居民與企業之間、上遊與下遊行業之間利益再分配。CPI 同比上行在推高居民生活成本的同時，也增加了企業銷售收入；PPI 同比下行降低了下遊行業的原材料成本壓力，增大其利潤空間。其二，中國的財政收入增長與PPI同比增速高度相關，PPI 下行或致財政收入增速下行，特別是中西部資源型省份。其三，財政和貨幣政策空間收窄。當 CPI 連續突破3%，貨幣政策持續寬松就面臨繼續推升通脹的風險，存在一定掣肘。當 CPI 持續上行、PPI 下行，一方面財政收入下行，另一方面財政支出有必要加大對中低收入人群生活的補貼，避免受到物價上漲的衝擊，減收增支造成財政壓力。其四，資本市場感知到政策空間收窄後將提前反應，風險偏好下降，市場產生擾動。

鑑於此，監管當局除了堅持穩健的貨幣政策外，有必要提前做好政策儲備和應對。主要包括：一是繼續做好保供穩價工作，確保能源和糧食安全，實現國內糧食穩產增產、能源市場平穩運行、豬肉充足供應，避免價格大起大落。二是產業政策和疫情防控政策要避免一刀切，保障物流和供應鏈產業鏈暢通運轉，防止出現暫時性、區域性物資短缺。三是對中低收入人群提供適當的生活補助，減輕物價上漲對其生活水平的影響。四是要從根子上解決地方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不足的問題，重塑激勵機制，避免人爲導致的物價波動。近年來中國物價的波動與部分地方和部門出台的政策不無關系，如部分地方環保措施過度導致上一輪豬周期中生豬產能大幅減少，引發豬價大幅上漲；再如一些激進的減碳行動，導致煤炭等價格大漲；疫情期間，一些地區過度防疫，引發物流不暢，導致物價大漲等。

總體上，中國具備保持物價水平總體穩定的有利條件：中國是大市場，能夠較好地應對和消化輸入性通脹；中國的糧食價格穩定，豬肉儲備也相對充足，有利於平抑豬周期的影響。應客觀研判與妥善應對未來通脹形勢，但不必過度憂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