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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研中心專家:房地產將回歸正常發展軌道,無需過度悲觀

by admin - 2022-09-21 95 Views

編者按:2022 年,通脹高企、地緣衝突、自然災害、能源危機……全世界仍然在充滿不確定性的環境下前行。《經濟大家說》系列試圖在這個不確定的時代對話一批最有洞見、思想和觀點的經濟學家,結合自己的理論觀點和思想脈絡,共同探討全球經濟與資本市場趨勢。

“很多宏觀經濟學家一說到要緩解經濟增速下行壓力,就談宏觀層面的總量政策,但一方面,總量政策本身的空間目前來看並不大;另一方面,如果總量政策沒有響應經濟增長的微觀基礎,也就是企業部門的活力釋放,就不會有經濟增長這個自然結果。”

近日,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企業研究所副所長張文魁向騰訊財經談到了企業部門之於宏觀經濟的重要意義。

他認爲,下一步要專門出台針對服務業小微企業的政策,以改善微觀基礎缺乏活力、預期與信心的現狀。即使從宏觀框架來看,政策設計也要長短結合,短期靠投資,長期則靠消費。而消費疲弱的背後是居民可支配收入的下滑,下一步要致力於提振居民可支配收入增速,以促進國內大循環。

此外,如何看待人民幣貶值“破7”?下半年中國有通脹風險嗎?內需持續疲軟應作何解?政策還有多大應對空間?誰會成爲中國經濟發展的下一個關鍵引擎?全球來看,低利率、低通脹的時代走向終結,將迎來哪些範式的變化?對這些影響中國經濟與企業活力的關鍵之問,張文魁都在談話中分享了他的觀點。

以下是經過編輯的對話實錄,已經本人審校:

一、人民幣貶值幅度溫和可控,不必太在意“破7”

1、2022年以來,非美貨幣,包括人民幣,均經歷了不同程度的貶值。如今,人民幣匯率破7,您怎么理解這一輪人民幣貶值的原因、後續走勢、以及“7”這一關鍵點位?

張文魁:今年以來,隨着美聯儲激進加息政策的推出,幾乎所有的其他貨幣對美元都出現了貶值,人民幣也不例外。所以對美國貨幣政策的外溢效應不能輕視。由於美國處在加息通道中,而中國近期的貨幣政策操作還有點降息的味道,美元指數下一步可能還將繼續走強。所以,人民幣貶到7以下也一點都不奇怪。相對於日元、歐元、英鎊等其他國家的貨幣,人民幣的貶值幅度依然是溫和的。

但今年人民幣貶值幅度仍將在可控範圍內,爲什么?主要還是我國實體經濟的出口部門有着較強韌性,這是我國值得驕傲之處。今年前7個月按人民幣計價的出口增速達到14.7%,貿易順差同比擴大了62.1%。而內需呢?前7個月的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下降了0.2%,與出口強勁增長形成了鮮明對比。經常性账戶是強健的,從而支撐了本幣幣值和經濟大盤的穩定。盡管8月份出口有些不如預期,往後看,我認爲未來幾個月的出口依然會保持一個較高的增速,所以經常性帳戶應該依然會維持比較強健的水平。再加上中國的外匯儲備規模總體比較穩定,因此,人民幣大幅度貶值是不會出現的。

至於7這一點位,不能把7看作一個“馬奇諾防线”,好像這個防线一旦破了,就意味着全面潰敗。不能這么理解,7只是一個數字,所以沒關系,仍然可控。

二、中國貨幣政策空間並不大,不可小看通脹壓力

2、關於降息對人民幣匯率的影響。根據傳統經典理論,一國的利率降低會導致該國的匯率貶值。但是另一方面,降息可能是符合中國當前經濟形勢的。那么面對利率和匯率政策上的兩難,中國應該如何選?

張文魁:這才是難以操作的一個實際問題。美元加息導致人民幣貶值的問題是可控的,但是我認爲下一步中國的貨幣政策空間其實沒有很多人說的那么大。

雖然從過去兩年應對疫情的方式來看,中國貨幣放水的程度遠不如美國、歐洲那么大,看起來貨幣政策是有空間的。但是因爲其他經濟體已經大部分進入了加息通道,所以中國的利率空間、後續的降息空間就很小了。

我個人覺得,中國降准的空間可能比降息的空間更大。但是在企業部門沒有資金需求的情況下,降准的效果未必很大。這就是我們的政策空間不像很多人分析的那么大的原因。我們在貨幣方面能否發力,或者發力是否能夠見效,會不會有力的一拳打在棉花上,要考慮這個問題。

3、關於通脹。8月CPI與PPI環比雙雙下降,意味着通縮跡象出現嗎?在全球大通脹的背景下,中國卻出現通縮跡象,怎么理解這一現象?

張文魁:只能說,相對於美國、歐洲等國的高通脹現狀而言,我們的物價依然相對平穩。但我認爲,目前要說通縮還爲時過早,我們依然不能小看通脹的壓力。我們把8月份2.5%的CPI漲幅與前7個月社消零售0.2%的下滑聯系起來看,這個通脹水平並不低。在消費這么疲軟的情況下,物價還上漲超過2%,這是不可掉以輕心的。如果疫情管控放松一些,消費再恢復一些,需求更旺盛一些,物價會不會進一步上漲?這個很難說。

三、無需對房地產過度悲觀,將回歸正常發展軌道

4、過去十年,房地產一直是拉動中國經濟增長的主要動力,但自去年三季度以來連續下行,到今年二季度已成爲負貢獻。即使放寬政策不斷推出,改善效果似乎也並不明顯。房地產的復蘇明顯低於預期,究竟是疫情反復、消費萎縮、以及三道紅线政策等多重壓力之下的短期反映,還是房地產已經進入了一個長期下行周期?

張文魁:房地產及相關產業對我國經濟影響之大超過了許多人的想象。房地產及城市化投資,又與地方上的土地財政密切聯系在一起,所以波及效應非常大。但是,肯定不能像過去那樣依賴房地產,甚至把房地產作爲短期的刺激工具。

爲了短期的穩經濟和緩解地方政府財政壓力來刺激房地產,我是反對的,那是飲鴆止渴。另一方面,房地產政策做一些調整也是有必要的,過度的行政幹預反而加大了房地產的波動性。

今年房地產市場很是低迷,這並不奇怪,因爲這屬於高位上的滯後回調,就是說,前年和去年各行各業受疫情影響那么大,但房地產調整是不夠的。看一下2020年,宏觀經濟增速很低,但房地產投資仍然增長了7.0%,所以滯後回調是市場的理性選擇。相信經過一段時間的自我調整,房地產會回歸正常發展軌道,所以也不必因爲目前房地產銷售和投資大幅度下滑而過度悲觀。房地產以後要健康發展,從根本上來說,還是要讓市場的歸市場、政府的歸政府,政府要把保障性住房政策搞好,不要過度幹預商品房市場,特別是不要通過房地產市場來實現政府籌資,剩下的讓市場來發揮作用。

5、如果中國經濟要擺脫對房地產長期產生的依賴,下一個承接的引擎會是什么?

張文魁:應該是數字經濟。數字經濟是新興領域,幾乎所有相關行業都處於快速膨脹之中。過去幾年,全球數字經濟增加值連續以5%以上的名義速度增長,顯著高於全球GDP的名義增速。中國的這個速度則達到10%左右。據有關機構測算,2020年,中國數字經濟核心產業增加值佔GDP比重達到近 8%,其中大數據產業規模超過1萬億元。可以預計,數字經濟將成爲全球經濟增長的最新引擎,中國經濟增長的下一步,應該也要大力發展數字經濟等領域的新興產業。

6、關於逆全球化趨勢對產業鏈重構的影響。目前跨國企業對中國的投資現狀在發生非常大的一個變化,他們究竟在擔心什么?

張文魁:正如我在《穩增長》這本書裏所分析的那樣,這方面我們也面臨一些新情況。

從目前來看,還沒有出現大規模產業鏈外遷的趨勢。中國有完整的產業鏈體系、龐大的國內市場、完善的產業鏈配套設施以及較好的基礎設施體系,依然很有吸引力。

但也有一些因素值得警惕。首先,是疫情反復對於生產連續性產生影響,因此而影響到供應鏈的穩定性。再者,歐美等國正在建立基於意識形態和價值觀的“小圈子”。

總結來說,我國產業鏈外遷的動向是有的,盡管不算很嚴重,短期可能看不出明顯影響,但長期效應不能不令我們警醒。

四、中國仍需保持5%以上經濟增速,政策關鍵在於穩內需

7、下半年中國經濟面臨內外部哪幾方面的風險與挑战?從目前經濟運行狀況來看,接下來,政策持續加力的必要性和緊迫性有多強?

張文魁:從我掌握的一些情況來看,不能認爲現在穩增長的壓力大大緩解了。下半年我國的通脹壓力不斷會有所上升還是有所下降,都不是矛盾的主要方面。許多人都希望下半年能有6%左右的經濟增速,但根據我對市場主體實際情況的把握,這可能是有難度的。

爲什么下半年穩增長的壓力仍然很大?疫情反復當然是最重要的風險,如何統籌疫情防控與經濟社會發展則是最重要的挑战。光是通過貨幣信貸和稅收等經濟政策是無法實現統籌的。當然在經濟政策這個領域,仍然需要繼續發力,下一步應該把穩內需,特別是穩消費需求,作爲政策發力點。

8、您多次提到了穩住經濟增速的重要意義。有觀點認爲,中國經濟應盡可能保持較高增速;也有觀點認爲,中國經濟高速增長的時代已經結束了,現在要從高增長向高質量增長轉變,跑得慢才能跑得遠。您贊同哪種觀點?

張文魁:中國仍然面臨很大的發展任務,需要保持至少5%以上的較高經濟增速。

所謂的不要高增長而要高質量,是一個謬論。衡量經濟發展質量的很大一個維度就是全要素生產率。從數據分析來看,經濟增速比較高,相應的,全要素生產率增速才會比較高;經濟增速比較低,全要素生產率增速也會比較低。

2021年中國人均GDP剛剛躍過1.2萬美元的台階,中國經濟增長的空間還比較大,潛在增速仍然較高,或者以更謹慎的概念來表述,還在中速以上,中速以上也就是指至少在5%以上。如果沒有中速以上的增長,就談不上高質量。所以,未來保持中速以上增長,不僅是有必要的,同時也是有可能的。

五、現在不建議加槓杆,應加大對服務業小微企業的政策支持力度

9、今年以來,企業和居民部門的中長期融資表現一直在下滑,有人類比這一當下現象爲日本“失去的三十年”,您怎么看?

張文魁:根本原因在於企業、居民、政府部門的資產負債表和現金流量表都在惡化。當然這主要是疫情原因。至少從短期來看,兩個表的修復都沒有特別好的辦法。如果走現代貨幣理論提倡的那條路的話,正如我在這本書裏所分析的,會不會成爲所謂的“新巫毒經濟學”大流行的契機?不得而知。受到兩三年來的疫情影響,一些企業和家庭已經陷入債務困境,他們對未來的預期有很不明確,現在鼓勵他們加槓杆,這並不是一種負責任的行爲。

許多人覺得宏觀槓杆率高點也沒有什么大不了,日本的宏觀槓槓率,特別是政府部門槓槓率長期以來那么高,看起來也平安無事。但根據我的一些研究,這樣的政策對日本的政府部門和企業部門所產生的後果並不一樣,企業部門的活力來源是一個非常復雜的事情,政策緊了也不行,松了也不行;政企作用替代性和互補性少了也不行,多了也不行。如果企業部門的活力不能得到提升,經濟增長就缺乏堅實的微觀基礎。

10、您提到企業部門。現在從社融數據來看,企業部門的投資意愿是比較低的。包括失業率數據也比太好,也與企業部門的活力不足、擴張意愿有限有關。面對內外部的挑战壓力,政策要怎么提升企業部門的活力?

張文魁:這個問題非常好。很多宏觀經濟學家一說到要提高經濟增速,應對下行壓力,就談到宏觀槓杆、貨幣財政等總量政策。但一方面,就像我剛才說的,總量政策本身的空間並不大;另一方面,總量政策沒有響應經濟增長的微觀基礎,也就是企業部門的活力釋放,仍然不會有經濟增長,因爲經濟增長是企業部門擴張性經營活動的自然結果。我一直強調要把宏觀增長的微觀基礎盤活。怎么盤活?大體而言不是總量政策可以盤活的。

我們現在微觀基礎在一定程度上缺乏活力、缺乏預期、缺乏信心,這是最嚴重的事情。爲什么缺乏?首先當然還是因爲疫情反復和管控措施,特別是對小微企業而言這方面的直接影響非常大。制造業小型企業PMI已經連續十幾個月在50榮枯线以下,而服務業小型企業的境況更加艱難。專家學者和政府官員對此應該高度重視。小微企業提供了大量就業崗位,與民生息息相關,我主張下一步要專門出台針對小微企業,特別是服務業小微企業的政策。

此外,對民營企業如何穩住預期,提振信心,也值得重視。今年前8個月,民間固定資產投資同比僅增長2.3%,遠低於國有控股10.1%的增速,這也反映了民營企業對下一步市場化改革的預期、對全球化發展的預期並不明朗。而民間投資是整個投資盤子中的大頭啊。再加之資本“紅綠燈”設置尚未明確標准,大家都還在觀望。

所以,怎么盤活微觀部門,是個大問題。

六、提振內需的關鍵在於提高居民可支配收入增速,下一步全球經濟或將出現風險

11、刺激企業端的投資與刺激居民端的消費,哪種是更好、更緊急的提振經濟、提振信心的方式?

張文魁:也是非常好的問題。我認爲要長短結合,短期靠投資,長期靠消費。

短期,通過基礎設施建設可以看到一些立竿見影的效果;長期,要想暢通內循環還是要靠擴大內需,其中消費是大頭,而消費的基礎還是就業和收入。從战略層面來看,這也涉及到以國內大循環爲主體、國際國內雙循環互促的新發展格局能否鞏固的問題。

從我這本《穩增長》中的分析可以知道,過去幾年,我國居民可支配收入的實際增速下滑得比較明顯,從“十二五”年均增長8.9%,下滑到“十三五”年均增長5.6%,2020和2021年平均爲5.1%。也就是說,這十年來,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下滑的背後是居民可支配收入的下滑。

所以我的判斷是,目前的內需疲弱雖然在很大程度是因爲有疫情,但由於實際收入增速下滑,所以中期來看也不樂觀。如果不提振居民可支配收入增速,未來的國內大循環就難以強起來。實際上,GDP增速與居民可支配收入增速是相輔相成的兩個方面,這也是我爲什么在書中強調穩住經濟增速具有重要意義,而不是無關緊要。

12、我們概括現在全球經濟的一些特徵:廉價的資金時代結束了,低通脹的時代結束了,全球化時代正在發生逆轉,國家和國家之間的經濟關系正在減弱,大國之間的合作逐漸變爲競爭關系。您覺得這樣的全球環境會持續多久?可能會帶來哪些規則和範式的變化?

張文魁:這個問題非常好。2017年,IMF就對全球提出了growth-at-risk的警示,我翻譯爲“伴險增長”。所謂“伴險增長”,是指在債務不斷堆積、槓杆率節節攀升、資產價格相應膨脹的境況下,要保持一定的經濟增速,就要伴隨較大的金融風險,因而需要較好處理、應對這個風險才會實現經濟增長,所以會增加政策技術方面的難度。這與上世紀80、90年代的情況完全不一樣。過去三十年是低利率、低通脹的時代,現在我們可以肯定的說,低利率、低通脹的時代已經結束了,但這是在全球債務堆積非常高的情況下結束的,“雙高”(高槓杆率和高赤字率)絕不是免費午餐,而會以資產價格膨脹和傳統通脹等形式向社會轉嫁成本負擔,以及增加金融脆弱性,積聚金融風險。

在這樣的情況下,全球經濟也依然需要重振增長。不但發達國家需要以一定的經濟增速來消化其已經積累起來的經濟社會問題,並提振社會信心和國家實力,發展中國家更需要以較高經濟增速來消除貧困,實現富裕。目前,已經出現全球經濟是否會陷於滯脹甚至衰退的討論,盡管這種可能性尚未得到確認,但無論如何,一定的經濟增長速度是必需的。而重振增長,就必然要在處置“雙高”問題上有所收斂。

毫無疑問,這就將全球經濟和中國經濟發展推入“伴險增長”通道,必須意識到將會遇到巨大的政策考驗——經濟政策需要在維持GDP增速和管理通脹和金融等風險之間尋找艱難而驚險的平衡。保持較好的經濟增速,就不能採取明顯的收縮性政策,但如果採取典型的擴張性政策,又會使“伴險”演變爲“出險”。這顯然是一個難題。可能很多國家都不具備這樣的平衡性的經濟政策特徵和高超的政策操作技巧的能力,所以下一步,全球經濟可能會出現風險,甚至一些報警信號會此起彼伏的出現。在這樣的環境之下,未來我們可能需要在更大的風險環境中尋求一套平衡性經濟政策,才能既實現較高經濟增長,又避免風險積聚和爆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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