羅大爺和他的煙杆。中青報·中青網見習記者王雪兒/攝
李強很難忘記的一幕是，某天早上，一個姑娘走進他的茶館，遞過50元，要了杯茶。
在這間位於成都市郊的老茶館，最貴的茶不超過10元。但姑娘說，祖父是這裏的常客，這杯“好茶”是替他點的。
李強記得，那姑娘在茶館坐了一天，緬懷她去世的祖父。但李強也的確想不起，她的祖父到底是誰。茶館裏的老人太多了，他們花一元來泡杯茶，也泡進一種習慣的日子裏——歇腳、社交、寄宿、討生活，出現或消失都再自然不過。
在某種意義上，這間茶館像城市現代化巨大液晶屏上一個灰色的像素點，專門盯着它看時，它才格外顯眼。
老茶客們在打長牌。中青報·中青網見習記者王雪兒/攝
“文明是什么？”
在成都雙流彭鎮，當地人說，“觀音閣”老茶館有100多歲了，茶館所在的建築始建於明代中後期，150多年前，彭鎮突遇大火，幾乎將整個小鎮化爲灰燼，唯獨這一座觀音廟幸免於難，人們便覺得，這是得到菩薩保佑。當時，擁有水陸碼頭的彭鎮非常繁華，過往客商到觀音廟求平安時，會討口水喝，形成了茶館的最初形態。在往後的一個多世紀裏，老茶館幾經變遷，現任老板李強的親戚曾是茶館員工，在改革开放時承包了茶館，又在1995年轉讓給李強經營。
如今，來喝茶的老人大多數和李強一樣，“半輩子”都泡在這裏。
成都總被說成是“頭上晴天少，眼前茶館多”的地方，但“觀音閣”老茶館仍稱得上特別。它是明清川西老式的穿鬥房，木質結構，沒有天花板，牆壁上印着幾十年前的標語。8月的一天，陽光順着屋頂的縫隙照射下來，灑在坑坑窪窪的地面上。茶館桌板“包了漿”，放着三件套的蓋碗茶，桌下是保溫瓶，裏面的熱水來自摞在老虎竈上的十幾個燒得發白的生鐵壺。
茶客分爲兩類，一類是附近的居民，以老人爲主，“觀音閣”老茶館是他們日常社交、娛樂的公共空間。茶館裏煙霧繚繞，隨水汽升騰的還有老茶客的煙氣。煙霧背面，他們氣定神闲地打盹、發呆、聊天、打牌，偶爾品一口“老三花”茶。
互聯網時代的新茶客也從全國各地擠進來，舉着“長槍短炮”，把鏡頭對准老茶客，捕捉城市裏幾乎難以尋覓的“過去的味道”，再轉化成社交媒體上的“流量”。
天熱時，有老人把上衣脫掉，光着膀子坐在茶館裏打牌，扯着嗓子叫喊。他們旁邊是卷起褲腿、光着腳斜靠在竹椅裏的中年人，人們自在又松垮。
“有人說茶館裏的人不文明，但‘文明’是什么？讓存在於這個空間的人自由、舒適才算是文明。”“觀音閣”老茶館的老板李強說，在現代社會，人們把幸福的感受和優雅的生活、優越的物質條件聯系得越來越緊密。但在茶館，市井的煙火氣把那些屬於“鋼筋水泥”的城市文明關在門外。
“你看這些大爺，只有心裏真不藏事兒才能露出這樣的表情。”一名來自西安的遊客說完後舉起相機，對准茶館裏擎着煙袋放空的老人。
快門咔咔作響，老人悠然“無視”。
老板李強的招牌動作，茶壺甩水。李強供圖
一元，买的是服務，是尊嚴
在茶館，老板李強光着膀子，穿着深藍色的圍裙，反戴棒球帽，腳踩籃球鞋，脖子上還掛着一副藍牙耳機。
李強在彭鎮出生，跟着在茶館工作的母親長大。他小小年紀，就學會和茶客們應酬對答。
1981年，16歲的李強進入郵政系統工作，幾年後，他辭掉“鐵飯碗”，在家附近做起了小买賣，但心裏始終放不下茶館，總愛往茶館跑，能待到後半夜去。
1995年，30歲的李強接手“觀音閣”老茶館，他不做麻將生意，要保留老茶館的原樣，做文化茶館。
生意不好的時候，他上班賺錢，貼給茶館，也接受過母親的接濟。最近10年，茶館在攝影圈裏有了點名氣，遊客多了，生意走上了正軌。這兒離成都市中心的人民公園27公裏，周圍沒啥景點，卻總是座無虛席，竹椅子被人磨得發亮。
城市的現代化文明徘徊在這間茶館的木擋門外，一進茶館，仿若進了“沉浸式劇場”，泡在茶館裏的老人，都在演出“自我的精神世界”和一代人正在逝去的生活方式。
歷史學家王笛是個“老成都人”，他在關於茶館的著述中寫道，“與中國其他地區不同，四川農村特別是成都平原，是散居模式，人們居住點相對分離，盡量靠近所耕種的田地，很少有村莊和聚落生活，因此他們比其他地區的人更依賴市場。在趕場天，他們到最近的市場买賣商品，一般會在茶鋪停留，與朋友會面，或休息片刻，放松休闲。他們甚至也在茶鋪裏做生意，尋找买主或賣家”。
由此，茶館發展成了幾代成都人社交、休闲甚至於交易的中心場所。
“觀音閣”老茶館的喝茶老人，好多都沒有智能手機，作爲站在“數字鴻溝”前的群體，他們仍需要從茶館獲取信息、進行社交和娛樂活動。
“平等、包容、尊重”是從小在茶館長大的李強認爲茶館必須具備的特質。這間茶館的門口掛着一個牌子“喝茶10元、拍照10元”。但是對本地的老人，他只收1元。
前幾年，當地政府在“觀音閣”老茶館不遠處新开了一家愛心茶館，60周歲以上的老年人免費，年輕人喝茶自愿付費。有人和李強說：“你完嘍，人家喝茶不要錢，老人都去愛心茶館，沒有‘模特’，遊客也不來拍了。”
李強聽完依然挺自信，往後的日子裏，老人們也確實沒走。
他解釋，“1元茶”當然不能覆蓋茶館的經營成本，本身就是帶有象徵意味的公益行爲。他不會取消收錢的店規，因爲在他看來，“人與人是平等的，老人花錢，意味着尊嚴”。李強說，花錢多少是一回事，花不花錢又是另一回事，花了錢就可以自在地享受茶館的服務，喊人添水。“如果不花錢，他們不敢提出自己的訴求，‘放肆’自己的行爲，也無法心安理得地在茶館坐一天。”
“1元茶”也是老板與老茶客之間的默契，配合拍照是老茶客爲留住茶館做出的妥協。他們清楚地知道，僅靠1元茶，李強沒有辦法維持茶館的正常運營，遊客的“10元茶”才能養活茶館。爲了遊客拍得好看，李強會表演“甩水”“蜂窩煤點香煙”。有時，老人也會配合遊客擺出動作，甚至指導他們拍攝，“這個角度拍出來的光影最好看”。
“其實，遊客喝的茶質量比我們的好。”有老人笑着說。他的猜測得到了李強的確認，爲了收支平衡，1元茶和10元茶的品質確實不同，但沒有老人在乎，他們在乎的是茶館是否一直都存在。
年輕人在老茶館拍婚紗照，一旁的老茶客翹着腳旁觀。王耀平/攝
8年時光仿佛能重疊成一個時刻
老茶館看上去像劇場，“演出”的卻是茶客真實的日常生活。
早茶是一些老茶客每日生活的必選項，川籍作家沙汀在小說中這樣描述喫早茶的人：“一從鋪蓋窩裏爬出來，他們便紐扣也不扣，披了衣衫，趿着鞋子，一路嗆咳着，上茶館去了。有時候，甚至早到茶爐剛剛發火。”
每天給茶館开門的人並非李強。最早來茶館的那批茶客凌晨4點就到了，他們自己把頂在門口的木板移开，打开大門，給老虎竈點上蜂窩煤，坐一壺“沸水”，泡一碗“老三花”，日日如此。“最早來的喝40分鐘就走掉了，他家裏面還養着豬。”
一些住在附近的老人也會在天蒙蒙亮時來到茶館，從早上5點坐到8點，接下來返回家中，做早飯、照看孫輩。幾位老人圍坐在一起，聊國家大事，也交流育兒經驗。
8點之後，另一撥兒老人來到茶館“接班”。他們從幾公裏之外趕到這裏，一位大爺戲稱，“我們是來坐班的”。他們有固定位置，三五成群聚在一起打牌，“擺龍門陣”（四川方言，意思是闲談、吹牛），接受遊客的搭話。一位老人對年輕人說，他知道一线城市房價高，今年的畢業生尤其愛考公務員……“在茶館但知天下事”。茶館給老人线下社交的安全感，也成爲他們了解外界的窗口。
歷史學家王笛在多個場合分享過“甘大爺的故事”。2020年冬天，他在家中整理2019年拍下的“觀音閣”老茶館裏的照片，無意間發現照片中有一位面部特徵十分明顯的老人，曾在2015年“觀音閣”老茶館的照片裏見過。
時隔4年，居然能拍到同一位老人，這讓王笛感到詫異又歡喜。他馬上拜托在成都的學生去“觀音閣”老茶館尋找這位老人——甘大爺。學生一去，甘大爺正喝茶打牌呢。更讓王笛意外的是，學生告訴他，兩張照片上甘大爺的“牌桌對家”胡大爺，也仍然在那裏打牌。
茶館裏的牌有幾種，大多數老人愛打撲克牌和長牌，他們圍成一圈，打到激動時，把紙牌重重扔在桌上，發出響亮的啪啪聲，圍看的其他老人也目不轉睛地盯着牌局。這個時候，如果遊客上前搭話，通常沒人理會。一局結束後，圍觀的老人才會松下神經，和身邊人大聲復盤剛剛的牌局。
王笛今年到成都，去“觀音閣”老茶館，依然看到甘大爺和胡大爺在一起喝茶、打牌、擺龍門陣。
從2015年到2023年，8年的時光仿佛重疊成一個時刻。
今年99歲的鐘大爺，通常會在早上5點左右就步行到“觀音閣”老茶館沏一杯茶，點一支葉子煙。鐘大爺的家離茶館約600米，他是土生土長的當地農民，年輕的時候學做被面，飄泊打工。
“只要活着，哪有過不去的坎兒。”經歷過喫不飽、穿不暖的時代，鐘大爺滿足於現在安逸穩定的生活。百歲高齡，去茶館也是呆坐，但他還是一定要去，和過去幾十年裏的每一天一樣，靜靜地看着茶館和街上往來的人群，喝一口茶，抽一口煙。
2021年冬天的一個早上，鐘大爺和往常一樣，不到5點便來喫早茶。受新冠疫情影響，那天茶館並沒有开門。李強回憶，那位近百歲的老人就在緊閉的茶館門口徘徊，等了許久。
閉店期間，李強總能看到像鐘大爺一樣，在茶館外探頭的老人，他們無處可去，只好在街邊溜達。2022年年末，茶館的老人“歸位”，他們互相开玩笑“躲不過去咯”，但誰都沒離开茶館，“比起感染風險，生活更重要”。
通常在午後，茶館的遊客會多起來，偶爾有拾荒者或上午沒時間喝茶的老人到訪。他們默默觀察舉着相機的“外來人”，這些人最开始來拍照，後來拍紀錄片，現在开始拍短視頻或現場开直播，李強和老茶客接待了一撥兒又一撥兒年輕人。
“影像留下了，後輩就能拼湊出茶館的日常，這一代人的生活方式才會被留下。”這是李強的理解，他又補充道，“拍短視頻也是工作，能解決年輕人的就業問題”。
攝影愛好者在煙霧中拍攝。王耀平/攝
沒來，就是走了
在老人含量極高的“觀音閣”老茶館，“告別”同樣是一種日常。
“逝去”有時是悄無聲息的。如果一段時間裏，某位老人沒有在固定的時間出現在固定的位置，大家也就有了心理准備。能確認信息的話，李強就會在老人常坐的地方再上一碗茶，點一支煙，送他最後一程，這是茶館的“告別儀式”。
他知道，對有些老人來說，茶館非常重要，所以才會有孫女特意趕來，給已逝的祖父點一杯“好茶”。
王笛在研究中發現，成都的茶館保留着一種老傳統，有些老人會在茶館喝茶，一直喝到去世，出殯的隊伍會到茶館繞一轉，再從茶館裏买一碗茶給他進獻了，才送他走。
即使數次溫習“告別”，李強仍需要時間消化那些突如其來的悵然和失落，他與有些老茶客相處數十年，感知着他們的精神世界，茶館這空間裝盛着所有人的情緒。
李強曾在茶館拍到一張照片，他回家細看時發現，照片裏的大爺雙脣緊緊抿在一起，眼裏噙滿淚水，他當下覺得，可能家裏“出事”了。後來聽說，大爺的兒子生了重病。
進了茶館，就是茶客，不論社會身份，都擁有釋放情緒的權利——有人選擇和其他茶客傾訴，有人選擇獨自消化，還有人通過參與茶館的其他活動轉移注意力。天大的事，也可以暫且在茶館放一放。
王麻是成都雙流區彭鎮的環衛工人，幾乎每個掃完街的清晨，他都會到“觀音閣”老茶館做“義工”，开門、換煤、燒水、灌水、招待遊客，沒有報酬，但他樂此不疲。茶館的早晨，是王麻一天中最放松的時刻，他和茶館的朋友唱歌，大聊國際局勢，“美國和日本都不聽招呼（指揮）的”。
天亮之後，他會騎上電瓶車，回到幾公裏之外的布市村，照顧因“腦萎縮”生活能力逐步退化的妻子。但王麻的妻子從不和他一起去，她責怪丈夫把太多的時間花在茶館裏：“天沒亮，我還沒醒就要去茶館，我也不想管，這么大的人了。”王麻回應：“只能在茶館，老了還能去哪裏玩，旅遊爬山嗎？”
王笛寫道：“20世紀初，茶鋪被認爲是無所事事的闲人們去的地方。因此，對茶鋪最普遍的譴責是它鼓勵人們浪費時間。”
與中國其他社會轉變一樣，“時間”這個概念也適時地發生了變化。當下，茶館裏闲適的生活狀態是來到這裏的年輕人最向往的部分——沒有焦慮和壓力，大把的時間耗在茶館裏，不必忙着去掙生活。
一席之地
夥計老七是獨屬於“觀音閣”老茶館的一張名片。
老七原名陳國慶，今年53歲，在家排行第七，父母早亡。他7歲時生病導致大腦受損，智力永遠停留在了孩童時期。10年前，老七跟隨從雙流永安嫁到雙流彭鎮的妹妹而來，开始在飯館裏做工，老板喫員工餐都要把他隔开。家人心疼老七，就把他接回了家，老七妹妹說：“我要上班，只好把他喊來茶館裏喝茶，不然的話他到處亂跑，跑丟了咋辦？”
2013年初春的一個早晨，妹妹帶老七來到“觀音閣”老茶館，點了一杯茶，桌上放了一桶泡面，對他說：“不要亂跑，下午我下班後來接你。”之後近一年裏的每一天都是如此，老七一個人坐在靠邊的位置，好奇地觀察着茶館裏的人。
當時，茶館缺幫手，有茶客和李強建議，幹脆讓老七來幫忙。李強招呼：“老七，來掃一下地。”老七二話沒說就去幫忙，李強便說：“好了，掃了地你就算參加工作了。”
此後，李強給老七包喫包住，讓他在茶館幫忙，到今年已是第十年。老七就住在茶館側面的房間裏，成了最老牌的夥計，洗杯、端茶、燒火、添水，他熟悉這兒的一切工作，李強只要招呼：“老七！”他都會大聲應和，迅速趕去幫忙。因常年幹活，老七手上留下繭子和灼傷疤痕。
每天中午，李強會給茶館的夥計做午飯，不論做啥，老七都點點頭，喫兩碗米飯，評價一句，“好喫”。他總是笑眯眯的，成了茶館裏的“开心果”，他和老人學會了抽煙，遊刃有余地應對老茶客對他的調侃，還开始刷抖音，最愛看漂亮妹妹跳舞。
有人問老七，你老了怎么辦，他回答：“死了算了。”但他又最害怕：“死了就沒有老七了，燒成灰灰兒了。”李強想，自己如果有一天不开茶館，老七都要帶在身邊，“把他當成家裏的一部分”。
2020年，李強離婚，把電話打給老七，老七不知道發生了什么，但李強走到哪兒他就跟到哪兒。
即使是如今“成熟”的老七，最聽不得的還是有人讓他離开茶館。茶館來了新的幫工，老茶客逗他：“老七，有人洗杯子嘍，茶館不要你了。”他會立刻生氣地回復：“你瓜不瓜，我是打死都不走！”然後對新來的幫工充滿敵意，搶走對方手上正在洗的茶具，迅速放入水池，用後背擋起，生怕被人搶走。把茶具抱進櫥櫃後，老七還會自豪地補一句：“他洗不來。”
有時候，一根棒棒糖、一瓶冰可樂就可以讓老七放下戒備心。有年輕姑娘幫他洗了幾個杯子，他確認這個女孩不會搶走他的工作，便甜甜地喊一聲“妹妹”，還展示他的珍藏——貼在茶館牆上的獎狀上，李強寫道：“恭喜老七榮獲2020年度煮飯小能手稱號，希望老七天天开心，不要怕黑。”
有遊客看了視頻博主拍攝老七的片段，慕名而來。“老七簡單快樂、真誠純粹”，這名遊客在成都市區工作，請了一天年假，來找一個答案：“爲什么自己越來越難感受到最簡單的快樂，也無法在社交中做到‘真誠純粹’。”那段視頻配的文案是：“老七不必僞裝自己，不必變得圓滑，不必抽掉情緒的神經。成年後的我們很難不問自己一個問題，要舍棄多少真實的自我，才能夠在這個社會上擁有一席之地。”
茶館包容了很多像老七一樣的存在。47歲的熊剛是老七的好朋友，1歲時因病殘疾，雙目失明，他告訴記者，因爲學盲人按摩太累了，他就去學算命。在茶館裏，人們找他問的多是感情問題——“求而不得”怎么辦？他开解對方：“婚姻的缺陷有的人能解开，有的人解不开，一般有兩種辦法，要么你去做點別的事轉移一下注意力，不要總想着這件事；要么做點好事，自然就解开了。”
他說：“喊我‘瞎子’我是要生氣的，但茶館裏的人都用方言喊我‘ha子’（雙流方言，意爲失明者），我就不生氣了。”熊剛解釋，“ha子”只是一個外號，就像李強也被叫“眼鏡”。熊剛常去人民公園的茶館給人算命，他說，人民公園全都是外地人，因爲他們都說普通話。
老七和熊剛都在茶館討生活，不必僞裝自己也能獲取被人群平視的機會。
“全世界都在茶館了”
“觀音閣”茶館的老主顧裏，沒什么女人。
59歲的老茶客王耀平16歲高中畢業後就开始“混跡”茶館，“主要是去收集信息，找工作”。他向記者解釋，過去，到茶館的女性多爲“風塵女子”。
按照古時的社會習俗，女性被限制前往公共場所。這種狀況從晚清开始改變，女客在特定的時間被允許進入茶館，但是，即使是在晚清城市改良的浪潮下，“良家婦女”還需遠離茶館。
然而當下，年輕姑娘們會裝扮漂亮，到老茶館拍攝精致的寫真，有時打眼一看，茶館女遊客的數量還多過男遊客。
王耀平總是待在茶館，結識天南地北的攝影愛好者。7年來，他幾乎每天都從早上6點坐到晚上打烊。
“2015年的時候，我喜歡出去旅遊，玩了一年多，覺得城市都大同小異，就回到了茶館，一回茶館，發現好多外國人來喝茶。”後來，王耀平就沒有再離开過，因爲在他看來“全世界都在茶館了”。
王耀平和同樣愛好攝影的90後大學生龍亦成了忘年交，他跟年輕人喫海底撈，還喝了從來沒喝過的咖啡。對於這種外國人的“茶”，王耀平的評價是“提神醒腦”。
近幾年，在“觀音閣”老茶館所在的街道上，一些打着文藝標語的咖啡店开了起來，與熱鬧的老茶館相比，這些店面頗顯冷清。但是，在成都市區，喝咖啡早就成爲新一代年輕人的生活方式。一份數據顯示，成都的獨立咖啡館總數超過7000家，位列全國第二，僅次於上海。2021年，成都咖啡門店數同比增長8.2%，2022年增長達18.2%。
而在社交媒體上，“觀音閣”老茶館的名氣越來越大，吸引年輕人前去“打卡”。茶館裏賣煙杆兒的羅大爺，常年穿一件紅色的中式外套，戴一頂禮帽，長長的白色胡須垂到胸前，舉一把自己做的精致煙杆，吞雲吐霧間，成了茶館裏被遊客爭相拍攝的“網紅”。
2014年，羅大爺成了茶館的一個角兒。他原本只是到女兒家小住，在茶館喝茶時，被李強鼓勵售賣自制的“煙杆”，“給你一個座位，不收茶位費”。試營業了幾天，生意不錯，羅大爺留了下來。每年國慶節後，他回老家，滿山遍野尋找樹根制作煙杆，第二年开春又來到老茶館賣。他還做了一根3米長的煙杆，想挑战吉尼斯世界紀錄。李強說，羅大爺每一筆收入，都打到兒女的微信账戶上，補貼晚輩。
有在茶館做社會學研究的學生曾問王耀平，“茶館的空間價值是什么”。他蒙了，自嘲道：“20世紀80年代的高中生怎么理解空間價值。”但他又說，那價值“是無形的，是情感，是依賴，是寄托”。
（茶客王耀平、姚美丞對本文亦有貢獻）
參考資料：
《那間街角的茶鋪》王笛/著人民文學出版社
中青報·中青網見習記者王雪兒來源：中國青年報
（來源：中國青年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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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題：老茶館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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